张龔：《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2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通过各个部门的联合联动，形成了强大的对违法建筑的威慑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阻止了违法行为的蔓延，发挥了行政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三是区分法律适用的不同具体情形，以利于行政机关根据不同的情形合法地选择不同的执法方式和手段。但这一规定对于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来说，却很有可能成为有效行使行政权一种阻力。违建占用公共空间、破坏邻里关系、滋生安全隐患，已经成为拖累城市发展的突出性矛盾。卢梭曾言：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上海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发布了《拆除正在搭建违法建筑流程示意图》等文件，[13]其中规定的强制拆除流程为：（1）发现违法建设行为。
[22]《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之前突出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本无可厚非。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从监督主体上看，权力监督的逻辑有权力监督权力、权利监督权力两种，反腐败基本法的建构需要致力于这两个监督逻辑的推进，这也是其主要内容
当前，政府自制规则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制定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除此之外，正在如火如荼推行的裁量基准制度、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制度、责任清单制度，亦是政府自制的当然内容。之所以在研究交通警察权治理之时引入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这是因为：其一，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是两种近乎对立并且几近极端的公法意识，基本上涵盖了现有所有治理方式，并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所有治理方式的提炼和总结，以此作为公权力之一的交通警察权的治理技艺，无疑是周延的证成技术。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25]只不过，现在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的是，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关注重点上的差异。
不仅限于此，功能主义建构模式的实践经验，正逐步法制化与制度化，如苏州市政府制定全国第一部辅警规章《苏州市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正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予以法治化的结果。以规制交通警察权的相关法律规范为例。
从裁量行为存在的理由及本质得知，对第一线员警而言，徒法一定无法自行，必须要靠裁量行为来补充法规及标准作业程序之不足。当然，通行者的素质与交通警察的执法力度也对交通秩序具备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通行者素质的高低与交通警察执法活动文明程度都离不开交通规则的评判，也正是交通规则成为度量两者文明水准的核心要素。这就需要交通警察权能够能动运作，并且具有关注现实的情怀。如何在实定法之外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是考验政府执政技艺的重大课题。
行政活动在规则面前亦表现的更为大胆，甚至是突破规则，并在现实的驱动下以法律原则甚至法治精神应对社会新问题。显然，交通警察权的治理应很大程度上倚赖于规范主义的导引。经深入分析发现：规范主义控权模式业已成为主导的规制策略，但面临失灵的危险。由此看来，那种寄希望于社会处于常规化秩序[12]的规范主义，不得不反思其架构制度失灵的缘由以及改进措施。
为获致该目的，并避免对策式研究出现的疏漏，很有必要援引主导西方公法思想的两种风格——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作为布设治理规则的进路。[28]通过建立多元化的交警部门行政规范后评估主体模式、明晰后评估的对象、健全后评估的标准和方法等方式，架构科学合理并富有民主性的后评估机制。
而法制的组成元素便为规则，也正是由于规则的集合形成了法制。这是因为，交通警察权乃至所有的行政权能都被裁量的术语统治者。
关键词: 行政权 法治化治理 法治模式 规范主义 功能主义 一、问题与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予以强调。注释: *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制度平台与法律保障机制研究（编号：11ZD160）。按照这种理路，原则之治下的行政诉讼应以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为中心，未来行政诉讼制度完善的着力点应从以下层面展开：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规章应纳入审查范围。新近修订的《立法法》限定了授权立法的规则，第10条第1款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等，由此可见，交通警察法律规范的授权性规定，亦应当细化《立法法》所涉授权性规则，以遏制权力恣意的危险。[2]而两种法益冲突，亦即交通警察权承载的秩序与人权的冲突，正是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得以延伸拓展的载体。当前行政权的法治化治理应在该治理模式的导引下，主要从立法调控、执法治理、司法技术等三个向度展开制度设计。
在规范主义看来，交通警察权的治理必然是伴随规则并依托规则的治理，而规则无非是经由传统民意机关传送带式的立法得来的规范。同时，隶属于警察权之下的交通警察权所具有的强权暴力特性，也离不开的规则这一类似牢笼的束缚，也只有在规则制约之下的强权机关，才有获得民众接受并产生信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规则之治的缺憾也是难以掩饰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交通秩序价值的内在驱动使然，也是抑制交通警察权秉性的需要。
尤其是在面临突发事件或者紧急状态之时，如果仍旧让交通警察受制于交通规则的羁束，而不赋予其一定的裁量权限，其结果是相当危险的。体现较为明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福利国家已经征服了美国法律，正如已在社会其他领域发生过的情况一样。
以社会实证主义、进化论的社会理论以及实用主义哲学为智识基础的功能主义应运而生，可有效的对规范主义的缺陷进行补正。具体而言，立法层面的展开将藉由权力机关的立法与行政机关的立法，实现细化宪法之人权保障功能，形成治理交通警察权的具体规则。从而，基本上可视规范主义的思维是一种拒绝商谈与共识的独断式的法律解释思维[6]。五、行政权法治化治理的当代图景 接下来，应在规范主义控权模式为主、功能主义建构模式为辅的导引下进行制度构建。
从本原上来看，功能主义建构模式生成与发展的隐含课题是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并且自由裁量权亟需规范。两种治理模式各有优劣并可互补，应当秉持规范主义控权模式为主、功能主义建构模式为辅的治理模式。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规范主义控权模式为主、功能主义建构模式为辅主要是针对交通警察权治理的制度设计总量的多寡而言的。2014年12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与《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有关增大以往罚则的处罚力度、新增处罚或禁止事项、创新管理规则等内容，便是赋权之下立法机关及时应对社会新问题的成功范例。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退一步讲，如果法律设定的规则过于狭隘，甚至未社会的新问题、新情势未予以关注，那么可以想象，即便是一般需要裁量额行为，恐怕也因规范主义的影响而无法推展。
[27]就交通警察权而言，该机制应为规则之治与原则之治并举的合力，只不过，应以规则之治为主、原则之治为辅。（三）司法技术 纵观规制行政权的现有司法技术，大致为规范主义控权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就交通警察而言，交通警察权不应仅仅为规则的守护者，而是推动规则进步与发展的作用者。权利之许予或拒绝，或者危险的分配[9]——面临着因社会情势的变化而难以如愿的风险。
2015年度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成果道路交通警察权力配置的法治路径 （编号：15SFB3013）。[23]然而，规范主义控权模式裁量性的存在，并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的新问题新情况，容易出现因无法可依而导致问题无法化解的尴尬局面。
[5]因此，规范主义核心要义在于关注法律规范之内的自治，尤为以规则实现消极的治理，以至于规范主义的活动范围僵化在法律的规则之内。无疑，能动主义下的交通警察权是在已有规则之下的裁量或者衡量行为。
[22]应当承认，在规范主义控制模式之中存有裁量的空间，诚如吴庚教授所言：选择执行方法系执行行政机关之权限，在法律规定之限度内，执行机关本有裁量之自由，纵然采严格主义之依法行政国家，一般亦认为行政机关得自行决定适当之执行方法。[20]如何继承自由主义法治国家阻止行政权膨胀和滥用的行政法传统，并发挥行政权的积极功能，实现福利国家、给付国家或者社会国家所肩负的增进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准和福利的使命，换言之，如何兼顾消极行政（秩序行政）与积极行政（给付行政）功能的问题，是现代行政法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